【口述史专栏】听三院“拓荒牛”们讲述承重开拓故事

        1971年7月17日，原广东省革委会发文批准组建中山医学院石牌门诊部。创院之初，石牌地区当年被戏称为“广州的西伯利亚”，外部条件偏僻荒凉，自身条件先天不足，百废待兴，一批年轻人胼手胝足，迎难而上，投入到治病救人、建设医院的工作中。回首往昔，任谁也不敢想象这个简陋的石牌门诊部会发展为今天的现代化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岁月流光心依旧，流年似水善始终。近日，医院党委书记丘国新带队采访第一批来院工作的退休老干部、老教授、老职工，畅谈当年建院的艰苦奋斗历程，让年轻一代医护人员能够了解曾经的拓荒者们为医院发展做出的努力。

▲拉斯维加斯lswjs0567官方网站党委书记丘国新带队采访第一批来院工作的退休老干部

“没有开诊仪式，没有挂招牌，只是一人领了一件工作服，就开业了”

        七十年代初，中山一院五十人、中山二院二十五人、眼科医院四人、肿瘤医院三人、中山医学院党政干部十人，共九十二人被调配到石牌门诊部工作。“最开始来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八十七人，五个人因其他原因没有来报到。那时甚至没有告诉我们是开设医院或者是门诊，就在简单的仪式后，用一辆车把我们带到石牌。”然而初次到访之后，梁锦华医生（1980年9月至1990年10月担任副院长）直言内心其实挺失望的，一路尘土飞扬，而目的地是一片荒芜。

       三院旧址是荒废多年的教育行政学院，周边是荒地、农田和鱼塘，只有破败的两间教学楼，一间办公室和几间宿舍楼。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业的艰难，梁锦华医生和大家都体验过。筹备组建石牌门诊部之初，没有专门的清洁人员，医护人员提前几天去完成清扫工作。条件简陋，但大家并未因此停滞步伐。为更好地满足周围居民的医疗需求和扩大影响力，梁锦华和当时的医疗组长、领导以及一些内、儿科医生商量开设急诊的事宜。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在门诊部开业当天，开设二十四小时的内儿科急诊服务。

梁锦华

    “没有开诊仪式，没有挂招牌，没有燃炮仗，甚至没有宣传，只是一人领了一件工作服，我们就算正式开业了。”开诊当天，不少附近的村民来凑热闹，只有几个病人是来看门诊的。急诊第一天便收治了十余个病人，患者病情比较严重，但都痊愈出院，门诊部的名声也逐渐打响。附近高校、研究所的人听闻中山医学院的门诊部在石牌岗顶开诊，而且医疗技术好，慢慢地，他们也都选择到石牌门诊部看病。

      急诊室最初仅有十张留察病床，开诊不到几个星期，留察病床便不能满足需求，就把一栋空置的课室楼布置成病房，木凳、木床板和蚊帐组成了简单的留院病床。急诊本来只收内儿科的病人，后来增加了妇产科、外科急诊。三十张留院病床也很快住满，另一栋课室楼也被布置成病房。1971年底，石牌门诊部的病床增到56张，同附近的二十余家单位建立了特约医疗挂钩联系，对外联系和影响力扩大。

“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三院逐步站稳了脚跟”

姚集鲁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黄少芳戏称初到妇产科时，好像来到了“马戏团”，“我们只有一间用旧课室改造的房。三张桌子，再拉上一块白色帆布分隔空间。在这样的环境工作，很不舒服，但又缺少经费，只能跟木工商量用纸板代替木板，分隔出门诊、做检查和护理的空间。”

黄少芳

       1973年，口腔科设立时，仅有两位医师和一位护士，设备简陋。口腔科副教授李幸宽形容自己是“糊里糊涂”地开始在三院的工作，“我本来是在二院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组织安排我将二院的医生送下乡后，自己再去下乡。结果有天，一张‘牙椅等牙医’的大字报贴在了我的宿舍门上，责问我为什么还没到石牌门诊部工作。我便去问当时的领导，他让我先来门诊部工作，我就来了。”本以为是“万事俱备，只欠牙医”，未曾想来到之后，李幸宽医生不仅没有见到诊室，连牙椅的影子都没见着，只是在眼科和耳鼻喉科的中间找到了口腔科的一个位置，牙椅还是后来总务科的同事搬来的。

李幸宽

      建院早期，没有抬尸工人，医护人员就用一个帆布担架，从病房将尸体抬到医院西北角的太平间。“当时确实感觉很灰暗，现在回首，三院走过的路还是挺辉煌的。”内科教授唐英春说，“晚上值班时，人手不足，医生就在白大褂口袋放本收据，自己给病人挂号。”内科主治医师李秀娴医生笑言虽然条件苦，但内心是甜的，“很多病人看我们从早忙到晚，觉得我们很不容易，所以他们对医生都很敬重，医患关系很和谐。”

唐英春

李秀娴

      条件艰苦，医护人员反而异常团结。儿科教授何政贤提到自己刚从粤北基层的医院调回来，技术、经验都比较缺乏，是梁锦华教授给了他们年轻医生很多指点。儿科副主任医师何举纲回忆道：“大家不讲究值班或休息时间，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我曾经遇到一个蛔虫性肠扭转的病人，自己没有经验，而是梁教授主动提醒我病人病情比较严重，我便赶忙找外科医生一起会诊，并成功实施了手术。”

何政贤

     “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是我们老一辈三院人非常重要的精神。”姚集鲁教授感慨道，“我们一两百人，用现在的话说叫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医院的领导还是医生，很朴实，都认真地对待工作，对病人绝对负责。”正是依靠这样的精神态度，三院才逐渐站稳脚跟。

“设备短缺，三院的教学工作依然蓬勃发展起来”

       1972年，门诊部开始承担学院二大队、三大队、校医班、护训班临床教学，以及进修生培养任务。刚开始带教工农兵学员时，内科副主任医师韩祖桐还很担心因条件的缺乏影响学生的培养质量，但幸好学校和其他兄弟医院给了很多支持和帮助，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

韩祖桐

       黄少芳教授回忆妇产科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教学工作的，“缺设备，我们就想办法借一些幻灯片给学生看。后来又想办法申请购入一台录像机，让学生可以更清晰认识到人流、分娩、剖腹产等的过程。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学生兴奋地回来告诉我们，‘三院妇产科在中山医学院的统考中拿到第一名。’”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三院的教学工作依旧蓬勃发展起来。

       三院发展的早期，群众形容“三院的发展就像踩一块西瓜皮，滑到哪儿就算哪。” 儿科副主任医师何举纲笑着说，“医生、护士如果听说自己被分配到三院，甚至有大哭着不愿意来的，因为他们并不信任三院。”三院能够走到哪里，没有人可以给一个清楚的答案，但医护人员并未因此而懈怠。虽然最早几届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来，但三院的医生仍然倾注全副身心去带教。“付出有回报，那时三院医学生的统考排名在中山医学院是在前列的。教学成果得到了学校的承认，我们也得以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

何举纲

“没有课室，我们就在牛棚里进行病例讨论”

       七十年代末，病人数量增多，梁锦华教授和大家意识要进行更专业的分科，医院所有的中层医生都被派出去进修、学专业。“刚开诊时，我们的检查手段就只有检验室和X光。张嗣汶医生调来后，我们才有了超声科。但我们还是很缺设备和技术，因此分专科是很有必要的。唐英春医生有志于呼吸科，她也在1981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经过考试去日本留学。汤美安被派出去学习内分泌，我则主要搞血液科。”韩祖桐医生回忆道：“当时三院没有CT等检查设备，超声波和心电图机又有限，病例讨论就主要依靠病例解剖。我们甚至没有专门的课室进行心血管病例讨论，而是在牛棚里。一院恰好有全国心血管培训班，我当时有志于心血管学科，就被派去进修。”

       起初，三院没有肠镜、胃镜，只有小小的检查床，邹仕恩医生到中山二院进修后，医院方购置了第一台国产胃镜。他说，“给病人做第一例胃镜检查时，我还有些害怕，就让梁锦华教授来给我壮胆，梁教授也答应了，站在那看着我完成了第一例胃镜检查。”

邹仕恩

       李幸宽坚持医生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治病救人，‘等、靠、要’是不可取的。现在我们口腔科主任艾虹，本来是一个外科医生，她刚来时，我直接跟她说明白医院的条件有多艰苦，没想到她还是愿意留下来。她去香港进修之后，她也积极主动地花心思在钻研上。”

       超声波室主治医师庾慧鸣深有体会，“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都明白不能一直怨天尤人，要自己努力争取。哪怕条件再难，我们都全心全意为病人考虑，尽全力保护病人生命。” 从小小的门诊部，到名不见经传的小医院，三院的科室设置逐步壮大、完善。从无到有，由小及大，每一个坚定的脚步，都凝聚着每一位拓荒者满腔的热忱和开拓的汗水。

庾慧鸣

       勇开拓不忘初心，勤耕耘方得始终，正是一代代三院人迎难而上，将艰苦创业的精神薪火相传，开展一轮又一轮的攀登与进取，才有了三院如今跨越式的发展与成就。从青砖灰瓦的小小门诊部，到“一体两翼、三城四院”的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步步走来，凝结了数代前辈医者人的心血。世事如织，征程再起，三院人仍在以奋发有为的坚定前行，回应着医者前辈们热忱的期盼，谱出三院新时代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