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医者仁心 岁月峥嵘行路远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进者胜。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传染病学科室之一，感染性疾病科走出了一条坎坷而精彩的成功发展道路，在由石牌门诊部到“三城四院”的风雨历程中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立初期，面对国内各类传染病肆虐的危机，科室成员承担起繁重的临床与教学任务，积极服务社会。初心不改，秉承“真诚、勤业、大气、求索”的办科宗旨，科室成员以病人利益至上，展现大医精诚的勇于担当，紧抓发展契机，让“看肝病，到三院”成为华南乃至全国病患和同行的共识。同心筑梦，多年来以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积淀出医、教、研均衡发展的深厚学术氛围，发展壮大为我国感染病学界的中流砥柱，为我国乃至世界的感染病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砥砺自强，硕果初结成绩显

1971年，科室整建制从中山一院迁入位于岗顶的石牌门诊部，为医院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

科室重视科研工作，树立明确的科研方向，有效地指导了不同时期广东省传染病临床防治工作，推动传染病学的发展。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科室就成立肝炎研究小组，对当时危害大的病毒性肝炎作深入研究，并在1980年成立病毒性肝炎研究室。1983年又经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成立“广东省病毒性肝炎临床与血液检测研究中心”，依托中山医学院挂靠科室成立，负责组织协调全省有关医疗机构，提高病毒性肝炎防治水平。

70年代中期，科室工作重心转移至病毒性肝炎的研究。通过举办全国传染病学医师进修班，领导广东省传染病学会的工作及主办全省学术会议，举办全市病例讨论及学术活动等方式，为各地重点院校的传染病科培育生力军及学术骨干。勤恳扎实的科研付出卓有成效，科室在重型肝炎临床方面总结了一套早期诊断、综合治疗的方法，周庆均教授主持《中西医结合抢救重症肝炎》研究获1978年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此后，不断开拓思路，提出加强抗感染和支持治疗，以胰高血糖素一胰岛素（G－I）疗法促肝细胞生长、脱水疗法治疗肝性脑病、人胚肝细胞疗法抢救重症肝炎，大大提高重型肝炎的存活率。

1978年全国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科室成为首批硕士学位授予点，并在同年招收了首批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科室在省内外树立起良好的声誉，甚至吸引外国著名教授进行学术交流。1977年，美国B.S Blimlerg教授（澳大利亚抗原发现者，1976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1979年丹麦医学代表团，198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干扰素专家何曼德教授及挪威医学代表团都曾到访参观。

精益求精，金字招牌美名扬

“看肝病，到三院”，简单的六个字，是科室几代人用勤恳付出的汗水和丰硕医疗成果铸造的金字招牌。

70年代初，彭文伟教授在省内首先建立检测乙型肝炎抗原的对流电泳技术、乙型肝炎e抗原、抗体的琼脂扩散检测方法，以及甲胎蛋白的检测技术，推广应用于临床。1979年，时任讲师的姚集鲁成为国内改革开放后国家教育部首批公派访问学者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在国内首先建立与推广用于检测肝炎病毒标志的“一步法单克隆抗体试剂ELISA技术”，检测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的系列性方法，大大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稳定性、简易性，将准确诊断与流行病疾病的可靠性推进了一大步，并多次获国家部委级与省级科技进步奖。

1985年11月，科室新病房大楼落成。迁入新病房后，设两个病区及104张病床，开设肝炎咨询门诊，进行乙肝预防接种。崇雨田教授对医院乙肝疫苗预防接种的盛况印象很深。“当时乙肝疫苗数量稀缺，供不应求，在广州甚至都没有生产基地。但科室意识到疫苗对乙肝防控的重要性，倾全力从北京购入疫苗。进行预防接种的群众数量众多，每周三上午，科室不得不停开门诊，集中人力投入到乙肝预防接种工作中。”为推广宣传乙肝疫苗，科室在幼儿园、小学、工厂等地开展了多次宣教工作，并对大规模健康人群的乙型肝炎疫苗预防接种进行研究观察，开展了有关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研制前期研究。同时，科室在肝炎流行病学研究方面开展大量调查工作，10多年时间里，对五万多正常人群进行了各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现场调查，摸清广州地区不同时期的流行情况，为本地区的肝炎免疫预防对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慢性肝炎方面，周庆均、姚集鲁、肖杰生等教授从七十年代开始就积极推动肝炎治疗药物的开发，与有关单位共同研制了肝安注射液，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肖杰生、姚集鲁等教授主持与药剂科共同开发的肝酶灵注射液、复肝酶胶囊、宁肝胶囊、和肝胶囊等药物，疗效显著，价格便宜，深得病人和医生的肯定。

除自主开发药物外，科室积极参与国内外新药临床研究工作。80年代中期，成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抗肝炎及抗寄生虫药临床硏究基地，三十余年来参加或主持多项国际、国内多中心抗肝炎病毒及抗寄生虫药的临床试验。

1989年，传染病科综合病房落成，拥有三个病区和150张病床的科室，成为当时全国综合医院中最大的传染病专科，收治了数量众多的从各地送来的肝炎重症病人。邓子德教授回忆初到三院工作的第一天，自己就开始跟着医生值夜班。“当年因为治疗手段的限制，重型肝炎病人很多，医生人手有限，一个病区51张病床，就由三个住院医生分管，临床任务非常繁重。我们有时值夜班，一个夜里甚至需要抢救三四个病人。”

破与立，将改革进行到底

80年代末，三院的医疗条件差，谈起创建三甲医院无异于天方夜谭。“三院当时条件有多简陋呢？‘创三甲’之前，因为缺少仪器设备，如果病人需要做CT，我们都要送到附近的医院去。‘创三甲’后，三院才购入了第一台CT机，还是一台二手机器。”崇雨田教授说道，“但在艰苦的条件下，院领导积极召开动员会，跟全院职工分析创建三甲对三院发展的重要性。上下协力同心，在医院管理和提升软实力方面做到极致，补齐专科的门类，购置设备仪器,增加医疗用地，建造门诊楼，增加医护人员数量等，最终成功将三甲医院的牌子摘下。自此之后，开启了三院跨越式的发展。”在这一关键时期，科室作为医院的优势学科，在各项分数评定中作出显著贡献。

在这个时期，三院也曾站在发展的分叉路口：成为专科医院或者是发展为综合性医院。“传染病科在医院中优势卓著，要发展成为专科医院似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前辈们坚定要重新定位整体架构，发展为综合性医院。”高志良教授回忆说。综合考虑到三院的现实条件和传染病科的显著优势，三院最初定位以“大专科、小综合”为特色。跟随医院的进一步发展，科室在治疗肝病方面的显著特色，影响力辐射并带动其他科室的发展。“大专科、小综合”的发展模式后来也被国内多家医院采用。

“科室良好的基础和影响力对其他学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说，其他学科的发展对我们科室的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科室特色的肝病治疗也能够得到全方位的管理和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同样，个体发展的力量是单薄的，还需要平台的支撑。三院的发展，也让科室有足够稳定的病人来源，为科室医疗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我们个人离开了科室，科室发展离开三院这个大平台，都不可能拥有今天这么好的发展状况。”谢冬英教授说道。

成功创建三甲医院后，各项管理措施逐步完善，规范化管理更加完备，科室各项工作得到全面发展，医、教、研与人才培养工作更上新台阶。1990年成为CMB国内访问学者培训基地，1994年评为广东省高校重点课程，1995年成为广东省病毒性肝炎临床与实验研究中心，1996年被评为广东省“五个工程”重点专科；1996年成为广东省住院医生培训基地，1997年成为卫生部医师继续教育培训基地，1997年成为广东省新药（抗感染类）药物临床研究中心，1997年成立粤港肝炎研究中心，1999年评为广东省重点学科，2000年成为七年制高校统编教材《传染病学》主编单位，2000年评为广东省唯一一个临床学科省级优秀课程。厚积薄发，多年的长期积累、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让科室得到长足发展。

血与泪，大医精诚勇担当

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室迎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腾飞时期。2004年10月，为了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科室由传染病科更名为感染性疾病科（保留传染病学教研室）。

秉承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紧迫的使命感，科室结合临床治疗与疾病防控，在一系列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作出突出贡献。2003年“SARS”非典全面暴发，全科22位医务人员感染，邓练贤教授不幸牺牲，成为我国医药卫生系列第一位烈士。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暴，科室克服重重困难和悲痛，在学校及医院领导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各项临床救治工作，为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出重大贡献。2006年，“齐二药”假药事件暴发，凭借扎实的积累和应变能力，科室闯过难关，重新焕发活力。

“在非典疫情大规模暴发前，佛山、河源、中山等地曾出现相似的非典型肺炎病人，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专家、广东省卫生厅有关专家都参与当地病情的调查，我也被派去参加调查工作。专家组成员完成《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正式将这类病例命名为‘非典型肺炎(不明原因)’。”作为曾经的非典患者，邓子德教授亲历了非典疫情暴发的全过程。2003年除夕夜，抗击非典的战役正式打响。“春节前，广州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科室收治了三位转院的病人。病情感染性很强，医院高度重视，成立专家组商讨各项事宜，在疫情防控方面做了很多措施，医院的防护物资出现短缺。” 疫情猝不及防且来势汹汹，一些医护人员在工作中染上了非典。“正月初三，邓练贤医生打电话给我，说自己发烧，不能回去查房。随后，几位医护人员也感到不适。我给自己测体温，才发现已发烧到40度。”在人力、物力紧缺的情况下，突如而来的医院感染事件，无疑是雪上加霜。由于高度重视和防控及时，医院内部没有出现医护人员第二代感染的情况。“科室在非典病人的抢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其他医院和地区提供了有效经验。第一份非典调查报告就是由我们科室完成，准确到位描述相关症状，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措施也行之有效。后来北京等地出现非典疫情，都参考我们的报告作为医务人员培训的蓝本。”

2006年5月，“齐二药”假药事件袭击了三院。值班医生查房时发现一些奇怪状况：严重肝病患者以及一些病情很轻的患者都出现没有尿的情况。科室医生当机立断，开展现场的病例调查，罗列比对出现状况的患者的用药特点和具体病征，分析研究后，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亮菌甲素。在具体原因尚不明朗的状态下，科室医生迅速将情况上报医院及学校，在医院内部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停用可疑药物，并向上级单位上报相关情况。“从5月到11月，前后接近半年的时间里，科室的医疗工作和医疗秩序都受到了影响。加之社会上一些不太客观的媒体报道，医院整体运营都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事件发生后，我们做到第一时间停用可疑药物，并迅速上报，避免事态扩大化，使假药影响的范围控制在最小。同时，我们也倾尽全院之力，救治患者，调解纠纷。”高志良教授说道。“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齐二药’假药事件最终得到妥善处理，并对国内包括药品、食品在内的打假行动都起了推动作用。”

饱含血与泪，世纪初的两桩公共卫生事件极大地提升了科室乃至医院成员的心理素质和危机处理能力。“一晃眼，当医生也已经三十多年。疫情暴发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被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重要事件，自己经历的其实并不算多，更多的是常规性的临床一线工作。引起社会关注点，造成舆论影响，成为社会事件，能够警醒社会公众是很重要。”邓子德教授慨叹，“但是医生的日常工作中，解决病人实际的问题，挽救病人生病，是最重要且有意义的事。遵循一定的规范去处理每一位病人，并且让病人从你的临床诊疗当中获益，身为医生责无旁贷。”

承传统，阔步迈向新征程

走过六十余载（自1955年在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立传染病与流行病学教研室）的曲折发展之路，科室非常注重历史传承，在门诊门口设有区域，展示对科室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十位前辈专家。在建科五十周年、六十周年时均印制纪念图册，向年轻一代讲述科室发展的历史。崇雨田教授感慨道，“科室很幸运能够拥有朱师晦、何碧芬、周庆钧、彭文伟、罗章炎、何树初、何雅明、王飞、姚集鲁、陈郁琨、肖杰生、陆玮伦、杨绍基等众多专家教授，更幸运的是科室保持着良好和平的发展氛围，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大家也能更好地发挥所长。”

科室重视教学工作，建立起完整的教学管理体系。1981年，科室率先开展《传染病学》全英授课，是学校最早开展全英教学和双语教学的课程之一，四十余年来从未间断。2009年，课程获得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2013年获得教育部来华留学示范课程。

科室在保留延续优良传统方面甚至达到了近乎刻板的地步，每周风雨不改地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以及教学病例讨论。“病例讨论时间固定在周五上午，形式基本固定，算是我们科的传统节目。我来医院工作时，这两个活动就已经开展，并一直延续到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充填一些不同的内容，医生们在一起进行讨论、学术交流、头脑风暴。这是很好的传统，这对医生的成长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外来的一些进修医生，或者来院观摩学习的医生也参加过我们的活动，他们也觉得非常有特色，能够感受到传统的力量。”

学科进一步发展，科室将研究工作的重点集中在临床与临床应用研究，搭建一系列研究平台，重点开展重症肝炎的干细胞疗法、慢性肝炎的抗病毒治疗及免疫细胞治疗，科技影响力位居全国顶级行列。“科室成员一直秉持着服务社会的目标，解决病人的难题。搭建的众多平台，建立的随访门诊系统，是期望能够将每一位病人都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实现更好的诊疗效果。关注每一位病人，意义不在于现在就能够产生明显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在未来能为社会公众做更多的事情。”谢冬英教授说道。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谋未来砥砺行程艰。感染性疾病科深知任重道远，在多院区建设的新时期，将继续以敢为人先的实干拼搏,凝练优秀传统，抢抓发展机遇，妥善应对挑战，让特色更彰显，让优势更卓著。

崇雨田教授

高志良教授

谢冬英主任医师

邓子德主任医师